2008年中国互联网的三大变化
就互联网对中国现实的影响来看，2008年有三个变化是极其值得注意的：第一，信息证实的危机越来越明显。网络发布的信息难以找到当事人或公正的第三方来加以证实，即便出现证实，证实的效果也取决于所证实之事的意涵，证实过程对模糊性的策略建构，以及信息接受者诠释这种证实的特定意愿。互联网舆论场成为各方利益必争之地，在中国，不仅商业利益对新闻和舆论的操控和冒充行为，多到操纵方不加遮掩、接收者熟视无睹的地步，政治力量也学会了越来越娴熟地有意传达对自己有利的信息，近年来各地大力建设的网络评论员队伍，就是具体表现之一。
可以说，中国互联网的纯真年代彻底成为一种遥远的记忆，牧歌式的田园已化作不乏弱肉强食的丛林，商业力量、政治力量、甚至草根网民自己的力量，都在这个丛林中博弈，哈尔滨六警察打死人命案后的网络暗战就是最好的注脚。我十分同意知名博客和菜头的看法：我们已经进入到付费评论和付费真相共存的时代，在网络上甄别信息真假的难度空前提高。现实世界的扭曲，一度被认为在网络中可以得到有力的纠正，人们借助通过互联网发现真相。实际上，互联网正在变成一种舆论工具，被怀有各种目的的群体操纵和摆弄。
第二，当不同的消息源散发彼此矛盾的信息时，整个社会的焦虑和恐惧会加深。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2008年的许多事件中，都游荡着谣言的身影。谣言不是别的，是我们自身的回响，它反映的是一个社会的欲望、恐惧和痴迷。卡普费雷说：到处弥漫的焦虑，或者失望，从来没有离开过社会，受到抑制、疏导和给予合法地位的仅仅是其表达之方式。它们首先体现在窃窃私语之中，如果条件合适的话，就会变成谣言。……谣言反复出现是城市、社会群体和国家持久混乱的标志。
在这种情况下，建立民意表达机制，以及各种利益的博弈机制，就不仅仅是一种向善治的推进，也是在推动整个社会的健康与福祉。如果一个社会不允许甚至从未想到设立出口，特别是灾难性地缺少过滤器和安全阀，那么，民众的焦虑与不稳心态对中国整个社会的安定都会构成重大威胁。以此观之，谣言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这一极端反复出现也有其积极意义，它意味着国家由于这样那样的因素放松了惯常的管制、阻遏和疏导，使潜伏的东西不再受到抑制，得以表达出来。透过谣言的遭遇，我们能够直观地感受到一个健康社会跳动的脉搏。
第三，在一个高度媒介化和网络化的社会中，媒体呈现一种崭新的融合文化，在这种文化之中的信息成为了信息炸弹(information bomb)。在互联网上产生的信息能够影响以其他形式出现的媒介内容生产;新媒体技术及其背后的商业价值都强调速度第一，核实信息的时间大大缩减，进入信息传播网络的人数以倍数激增;新闻的娱乐化，政治的营销化，公众对八卦新闻的追求，都在帮助制造着各类新媒体事件。毋需进行多少受众研究就可以知道，这种信息炸弹的影响是惊人的。在中国，当门户网站用可观的篇幅报道某个信息，当知名论坛对某一信息的评论盖起了宏伟的高楼，当源于网络的谣言登上旧媒体的大雅之堂，当某个政界或商界要人被迫花费时间和精力修复被损害的形象和人格，当丑闻把一些人从高高的位置上掀翻下马，我们就可以懂得民众赋予这些信息炸弹以多大的重要性。
正是为此，有关互联网时代的信息研究十分有必要超越传统的人际传播和大众媒介传播对信息的旧认识，研究这种崭新的信息炸弹提出的许多新命题，并以此探讨有关新的政治和社会关系的新思维。这之所以成为必要，是因为我们面对的新转折与之前相比，要复杂得多，危险得多，也激动人心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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